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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8年9月30日，上海提篮桥监狱外，王孝和被几名法警押出牢房。
那天清晨，他没有慌乱，也没有反复询问结果，只是换上一身干净衣服，把头发理顺，转身对同监难友说：“再见吧，难友们！
” 这句话并不响亮，却让牢房里的空气突然沉了下来。
大家都明白，这不是一次普通提押，而是走向刑场。
王孝和整理衣襟，迈步走出牢门，神情平静得出奇。
刑场周围早已聚集了群众。
有人沉默，有人低声议论，更多人只是远远望着。
押解途中，王孝和几次回头，目光穿过拥挤的人群，像是在寻找一个极其重要的人。
终于，他看见了忻玉英。
她站在人群边缘，腹部已经隆起，身影被来往的人遮去大半。
王孝和认出妻子后，脸上忽然出现了笑意。
那不是对死亡的轻慢，而是确认妻子还在、腹中孩子也在的一种安慰。
他没有喊她的名字，也没有停下脚步，只是短暂地看了一眼，便转过身，朝行刑地点走去。
现场一名记者看到了这个细节。
微笑、孕妇和刑场同时出现，形成了极强的反差，记者忍不住落泪。
王孝和与忻玉英的婚姻，起点并不浪漫。
两人幼年订亲，按照旧式规矩，到了适婚年纪便要履行婚约。
王孝和后来到上海求学，接触革命思想，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作，对包办婚姻产生了抵触。
他曾听说忻玉英不识字，生活习惯也与自己差异很大，于是写信托人转达退婚意愿。
在当时的乡村社会，女子被退亲，往往要承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。
忻玉英的母亲带着女儿来到上海，事情由此有了转折。
王孝和把自己的想法向组织说明。
组织没有简单地替他作决定，而是提醒他，不能把对旧婚姻制度的反对，变成对一个具体女子的伤害，最好亲自见面，了解真实情况。
这番劝告让王孝和重新思考。
他起初并不情愿，甚至让弟弟先上楼传话。
可当他真正见到忻玉英，发现眼前这个穿着乡村衣服的姑娘，并不像传闻中那样，便决定带她到上海街头走走。
一路交谈，忻玉英虽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，却朴实坦率，谈吐也并不局促。
王孝和逐渐明白，许多关于她的说法，可能只是未经核实的误会。
那顿饭，他特意带她去了远东饭店，饭后还亲自送她回姑妈家。
变化发生得很快。
此后几天，王孝和常打电话询问忻玉英的情况，又邀请她和母亲一同吃饭。
两个多月后，两人结为夫妻，搬到王孝和工作地点附近居住。
没有铺张仪式，日子却在柴米油盐中慢慢稳定下来。
婚后的生活并不宽裕。
王孝和起初不愿要孩子，家中长辈对此颇有意见。
婚后第二年，女儿出生，他却成了疼孩子的人，每天出门前，总要俯身亲一亲孩子。
家里还有另一件事让忻玉英为难。
王孝和常带同志回家谈工作，一谈便到深夜。
她偶尔抱怨，他从不争辩，总是先道歉，再耐心解释那些不能公开的事情。
听得多了，忻玉英也逐渐理解丈夫的处境，同志们开会时，她便坐在门口留意动静。
1948年4月，国民党特务到王孝和家中逼迫他自首，被他当面拒绝。
特务离开后，夫妻俩进行了一次长谈。
王孝和告诉妻子，自己随时可能被捕，并把重要材料整理出来，交代她设法转交组织。
忻玉英劝他暂避风头，他没有同意。
没过几天，王孝和果然被捕。
狱中审讯十分残酷，他始终没有供出同志。
忻玉英探监时，看见丈夫身上的伤痕，哭着问：“你怎么伤成这样？
”王孝和强忍疼痛，只劝她不要难过。
被关押约五个月后，他被判处死刑。
走上刑场前，他已经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，所以那声“再见”，更像是向共同承受苦难的人告别。
刑场上的回头，是王孝和留给忻玉英的最后一眼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忻玉英曾因丈夫牺牲受到严重打击，精神状况一度失常。
党组织为她安排治疗，病情好转后，又帮助她进夜校读书，解决住房和工作问题。
后来，她与一名比自己小三岁的青年成婚。
晚年享受离休待遇，生活逐渐安定。
她常对女儿说：“解放了，妈享受到了党的照顾，可你爸爸最苦，什么也没有享受到。
” 这句话里，没有对刑场细节的渲染，只有一个妻子对丈夫命运的记忆：他把最后的笑容留给了她，也把未能亲手照料孩子的遗憾，留在了那个秋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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